编者按：学院将持续推介HJC黄金城登录学生近期在国内主流学术刊物上发表的部分学术成果，以促进学界同仁积极健康的学术交流、对话与批评。
柯文涛、李子华：
再论爱弥儿是谁
《现代大学教育》2022年第1期
《人大复印资料·教育学文摘》2022年第2期
在《爱弥儿》的研究中，“爱弥儿是谁”始终是一个悬而未决和存在理论分歧的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是：很多研究者不了解《爱弥儿》的主要定位，未发现《爱弥儿》与《理想国》的内在关联，未找到理解《爱弥儿》的钥匙；《爱弥儿》隐藏了卢梭的个人写作观念及原则；研究《爱弥儿》的部分资料阙如。从卢梭取名来看，爱弥儿具有模仿者的面孔。借助自私心与自爱心，卢梭为爱弥儿塑造了自然人兼公民的双重面孔。至于立法者，由于他不具备关于真理和人的真实知识，因而也不是爱弥儿的最终面孔。或许将爱弥儿培养成哲人才是卢梭的教育意图。
孟阿丽、柳友荣：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教育理念更新的深层影响
《学术界》2022年第1期
为更好完善教育作为传承文明的手段，现阶段的教育理念需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导下重新审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各组成部分对教育理念都有深层影响，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思想，需要教育从人文主义和工具理性自觉转变为践行生态意识自觉；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思想，需要教育从教会学生如何更好地征服自然改造自然转变为学习如何融入自然；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思想，需要教育学生从认识作为社会的人转变为认识作为生态的人；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思想，需要教育从教学生(作为主体)认识世界(作为客体)转变为在我们共同的世界中与他者学习；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思想，需要教育从单一地追求社会正义转变为追求社会正义与生态正义并举；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思想，需要教育从培养人类的环境管理转变为参与超越人类的集体修复伦理。这些最终指向一种新的生态教育理论重构。
雷前虎：
长三角职业高等教育一体化：弱势省域的发展逻辑和推进策略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2年第4期
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已经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职业高等教育作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培养高层次高素质创新型技术技能人才的重任。然而,长三角区域内三省一市职业高等教育发展并不均衡、差距明显,安徽省职业高等教育呈现出失衡性、输出性、依附性等显著特征,处于弱势发展地位,面临着基础薄弱、资源不足、人才外流等发展问题。安徽省应遵循历史逻辑、价值逻辑、实践逻辑等三重发展逻辑要求,按照接续—内生、移植—他生、嫁接—共生的三重发展思路,深度融入长三角职业高等教育一体化进程,力争实现优质化、特色化、对等化发展,高质量服务安徽省经济转型和长三角区域一体化战略。
雷前虎、来文静：
中国特色学徒制传承的近代探源
《职教论坛》2022年第2期
探索中国特色学徒制是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增强职业技术教育适应性的重要举措,承担着为国家经济转型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重任。当前,学界对中国特色学徒制的起源及传承问题尚缺少深入探讨,亟须进行科学、细致的梳理。事实上,近代以来,在经济转型人才需求改变、学校教育严重缺位以及传统学徒制改良诉求等诸多时代背景下,中国传统学徒制基于传统,融合现代性因素,逐渐发展分化为养成工制、练习生制、艺徒学校等多种类型,呈现出学徒类型由固定模式向多元共存演进、学徒关系由技能传承向劳动用工演进、学徒培养由企业内教育向院校教育演进等近代演进特征,形成了中国特色学徒制的"近代形态",体现出“时变是守”的理念特色、“融汇中西”的实践特色、“为国救国”的文化特色等中国特色,有力推动了中国传统学徒制固有形态向中国特色学徒制近代形态转型,为构筑中国特色学徒制原创理论及实践体系奠定了坚实基础。
来文静：
我国职技高师政策的发展轨迹、变迁逻辑及优化路径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2年第9期
职技高师政策是职技高师制度的重要支撑，为强化“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保障。基于历史制度主义，我国职技高师政策大体经历了革命性制度变迁和试误性制度变迁两个阶段。职技高师制度的深层结构受到经济体制发展和职业教育发展及类型地位确立的影响，呈现强制性变迁与诱致性变迁交织特征。同时，由于集体行为和制度密集等因素形成自我强化机制，体现出强劲的路径依赖。基于变迁逻辑，提出以文化底蕴沉淀职师品格，明确职技高师的类型定位，建立理性化的有序博弈促进制度进而突破制度固化，优化职技高师政策的创新路径。
戴红宇：
“市民化”进程中乡城迁移家庭的子女教育困境
《当代教育科学》2022年第3期
农民的离村进城成为推动城乡教育结构调整的重要力量，迁移的家庭化带来子女教育问题。“市民化”强调关注未完成市民化的家庭在城市生活的融入状态。在农民工家庭、流动家庭、新市民家庭的概念视域下，群体内部差异明显，教育支持难以聚焦。乡城迁移家庭的“不完全市民化”主要以家庭教育空间和家庭教育观念为表征。从乡城、迁移、家庭的内涵出发，其在子女教育上面临教育资源差距的制度障碍、家庭城市融入的文化壁垒和家庭教育功能的阶层分化等现实困境。乡城迁移家庭在子女教育上面临的困境其实是如何获得有效率、有质量的教育的困境，需要为其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教育支持。
鲁沛竺：
教师情意沉默中的权力博弈和学生遭遇
《教育理论与实践》2022年第10期
情意沉默是与知识沉默、思维沉默并列的概念，是在师生交往过程中、权力失衡的状态下教师所采取的一种博弈策略，这种无声且无固定语义的非语言交际行为使得学生更加深刻、直接地理解教师的意图，服从或者反抗教师的命令，从而在博弈中形成一种新的平衡。在某种程度上，情意沉默策略的采用本身就是教师权威树立的标志，体现的是教师对于权力的渴望。情意沉默开始，学生被动卷入博弈，进行权衡；情意沉默持续，学生进行抗衡；情意沉默的主动打破是以学生的服从或对抗为代价的，体现的是权力的让渡和重新组织；情意沉默的被动打破则意味着“第三方”的介入，体现的是教师和学生双重权力的失效。
张丽、阮成武：
规训与教化：学校教育生活的样态歧化及其融合理路
《教育研究与实验》2022年第2期
学校教育的目的性决定其具有一定的强制性，教育思想史由此形成对以强制为特质的规训式教育生活的批判，以及对以自由为特质的教化式教育生活的追求。长期以来，两种教育生活样态被视为相互歧化的对抗性存在。然而，二者对抗并非具有必然性，规训式教育生活也存有积极一面。现代学校教育应当正视两种教育生活样态的共在，探寻二者融合的学理路径。规训和教化的本义蕴含着两者融合的渊源性，现代学校教育制度蕴含着规训与教化融合的必要性，规训蕴含的独特价值也凸显出其与教化融合的合理性。二者融合的学校教育生活样态，才是值得倡导和追求的美好教育生活。
储冀璇：
实践音乐教育哲学中的伦理学意蕴探析
《中国音乐》2022年第3期
实践音乐教育哲学批判与反思了音乐教育与社会、文化、政治、伦理相分离的做法，并倡导复归音乐教育伦理学。实践音乐教育哲学关于伦理学意蕴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三个方面的洞察：首先音乐教育是“实践”，并非技术，它的服务对象是“人”，不是“产品”，因此有义务和责任关注学生的权益和持续性成长；其次音乐教育作为助人型职业，与医疗实践、法律援助一样，不仅需做好分内工作，同时还要对它所服务的对象持有关怀和保证他们不受伤害；最后音乐教育与人类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音乐教育的终极目的应是促进人类福祉的实现。
戴红宇、辛治洋：
超越阶层限制的教育期望从何而来——基于儒家“学而至”的考察
《现代大学教育》2022年第3期
教育期望是影响青少年教育成就的中介因素，受儒家文化影响，中国家庭普遍有着较高的教育期望，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超越阶层限制的特征。以“学而至”为考察对象，儒家的教育期望指向的是人格修养，并推动其普遍化。其一，儒家“学而至”强调人格修养在教育成就中的优先性，使超越阶层限制的教育期望立足教育主体的平民化。其二，儒家将教育内容世俗化，教育成就的差异不构成人格修养的差异，以勉励底层民众形成教育期望。其三，儒家认为存在“不可学而至”的境况，教育期望可以超越阶层的限制，却不能违背个人禀赋的差异。在高等教育普及化的当下，学界应反思如何推动“学而至”成为普遍的教育期望。
戴红宇：
农村教育“内卷化”：一个虚假而危险的命题
《当代教育科学》2022年第5期
农村教育“内卷化”的逻辑前提是农村教育边际效益递减和农村教育发展路径锁定，造成“有增长无发展”的困境。然而，农村教育边际效益递减的提法混淆了教育投入的效益下降和效益递减的区别，忽视教育与社会流动之间的市场环节；农村教育发展路径锁定的提法未能理解教育离农是农村教育的内在动力，教育依赖是农村教育的文化底色。以农村教育“内卷化”解释农村教育问题，一方面不利于在人口流动背景下理解农村教育价值，可能造成教育价值误判；另一方面不利于在城乡一体化中理解乡土文化，可能造成传统文化教育式微。农村教育的困境仍在于发展不充分，需要在城乡一体化过程中继续坚持现代化发展路径。
朱丽桢、段兆兵：
从知识崇拜到意义生成：学生学业评价新解
《当代教育科学》2022年第5期
走向“意义生成”的学生学业评价是对传统知识崇拜式学生学业评价范式的超越。评价不再是对学生学业的测量、描述和判断，而是需要走向“意义生成”，实现对儿童意义世界的构建。“意义生成”取向的学生学业评价相较于传统“知识崇拜”式的学生学业评价具有其特殊的价值指向，不仅确证了儿童的自我存在和价值，促进了知识与意义的整体统一，更是对学习本质的价值回归。学生学业评价要实现对儿童意义世界的构建，就应回归儿童的生活世界，收集并记录儿童的学业证据，以自评和他评的方式促成儿童私人化意义世界的初现，并经由对话和理解，促使私人化的意义走向意义的客观化。自此，儿童的意义世界得以建构，最终采用感性化的语言描述，形成学生学业评价文本，作为儿童学习、成长和意义世界建构的新生长点。
柯文涛：
什么是“教育公平”：元研究的视角
《上海教育科研》2022年第6期
“什么是教育公平”是教育公平研究中一个悬而未决、争议较大的问题。同时，教育公平概念理解的角度单一化、混淆了教育公平与教育公平观、混同了教育公平与教育公平类型等问题客观存在于已有研究中。事实上，教育公平是一个综合性、发展性和历史性的概念，囊括了多种教育公平类型，很难找到一个较为全面并能完全概括其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定义。只有通过对整个教育公平史的梳理与叙事，才能够从根本上回答该难题。因此，研究者只能通过对“教育公平是什么”的研究，才能回答“什么是教育公平”。
佘宇、阙明坤、杨开勇、单大圣：
我国基础教育阶段学生负担治理：“双减”政策及长效机制建设
《管理世界》2022年第7期
学生负担过重是我国基础教育阶段长期存在而没有解决好的突出问题，具有深刻的体制、社会、文化等根源。“双减”政策实施以来，开局良好、进展平稳、成效明显，尤其是校外培训机构的野蛮生长态势得到有效遏制，学校、家庭、社会培训机构等主体的行为均发生积极变化，但同时也暴露出一些问题。未来一段时期内，要充分利用“双减”政策赢得的改革空间，抓住极为难得的时间窗口，在消除中小学生负担源头、建立长效机制上取得实质性进展。因此，建议巩固“双减”政策成果，完善配套制度建设；提高校内教学质量，减少补充教育需求；促进校际教育均衡发展，缓解家庭教育焦虑；深化教育和人才评价制度改革，引导学生合理学习；完善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形成减负合力。
朱丽桢、段兆兵：
从并举到融合：“五育”融合之源、之难与之序
《教育理论与实践》2022年第22期
“五育”融合育人理念是对人的全面发展理念的更深理解和实践细化，一方面彰显了新时代对人的全面发展的新追寻，另一方面也是对教育活动整体育人功能这一教育本质的回归。然而，“五育”融合育人理念的提出对我国当前的教育实践提出了一系列挑战，“五育”融合教育面临并举之难、融合之难、评价之难。破解“五育”融合之难，就必须建立“五育”融合之序。作为对教育整体育人价值的遵循和追求，“五育”并举，融合育人的系统落实涉及多个方面：以课程融合为载体，实现对“五育”融合课程资源的开发；以教育改革为途径，培养“五育”融合思维，实现教育过程的“五育”融合；以评价优化为导向，实现对五育融合的价值引导；以课后服务为补充，实现“五育”融合教育影响的系统性。
鲁沛竺：
内卷化：一个跨学科理论话语的教育领域误用与反思
《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2年第3期
内卷化最初是由美国人类学家戈登·威泽在解释文化到达一定阶段后不能实现新发展只会内部不断复杂化的模式时提出的概念。这一概念后经格尔茨、杜赞奇等人的发展与再阐释，以及与经济学、政治学等各学科命题相结合，概念本身认识论层面的意义不断丰富，成为一种被广泛使用的理论话语。但是，当前国内研究者引入这一理论话语分析教育问题的时候，存在滥用和误用的问题。具体表现为：忽视了内卷化发生的制度环境、教育事业本身的工具性、教育追求的同质化倾向，缺乏针对概念的理性反思，批判性倾向鲜明。这种不恰当的引用无益于问题的分析，也会导致理论话语的无效。迈向理性的“教育内卷化”研究需要在他学科与我学科之间寻得共通的逻辑，在概念本义和理论泛化之间寻得适度的平衡，打通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关节。
Dongyan Ding and Mengna Zheng：
Associations Between Six Core Processes of Psychological Flexibility and Functioning for Chronic Pain Patients: A Three-Level Meta-Analysis
